吉林快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吉林快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5 19:30: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于婚内财产转移,现行婚姻法规定:离婚时,一方隐藏、转移、变卖、毁损夫妻共同财产,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,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,对隐匿、转移、变卖、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一方,可以少分或不分。离婚后,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,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在此基础上,增加了打印、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,并修改了遗嘱效力规则,删除了上述关于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作修法说明时表示,如此修改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,切实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过,有的组成人员也提出,为防止“自助行为”规则被滥用,应进一步严格限定适用条件。曹建明就同时提出,由于自助行为人只有在侵权人逃跑或转移财产、日后难以查找等紧迫情况下,为保全或恢复自己的权利,才能采取对他人财产采取的予以扣留等措施,否则完全可以在事后通过民事诉讼等其他方式向国家机关寻求救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此,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,三个月期限的起算点不明确,且口头遗嘱仅在危急情况下才适用,危急情况消除后,遗嘱人已经能够用其他形式立遗嘱,所立口头遗嘱即应无效,不必规定三个月的期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过,四审过程中,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,上述条款仍需完善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、陈竺都提出,法律应当明确规定,防止和制止性骚扰不仅要采取合理措施,更应当建立相关防控机制。陈竺说,“考虑到制度比措施更具有长远性、稳定性和基础性,建议将‘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、受理投诉、调查处置等措施’修改为‘应当建立必要的制度,采取合理的预防、受理投诉、调查处置等措施’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,草案针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肖像、声音作出规定,清晰地表达了民事基本法保护公民权益的态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伯礼院士也指出,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,中药的临床有效性被证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国人大代表、天津市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专家组副组长张智龙认为,现行的疾病防御体系中缺乏中医体制设置,影响了中医药早介入、深度融合的发挥,张智龙建议,应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中的作用;推出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方案;调整中医药收费项目,促进中医药传承及创新发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举例来说,某人立遗嘱想把房产留给儿子,但是又担心老伴的养老居所,那么就可以签订居住权合同,明确房产虽由儿子继承,但是老伴是居住权人,有权占用、使用该处住宅;老人渴望以房养老,则可以依据居住权制度,依法严格实行“居住权登记”后,“提前变现”房产、保留居住权,用于养老、治病等需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国人大代表方燕就曾提出,“了解收养关系需要长期跟进,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基层组织的完善,建立对收养行为的长期跟踪体系完全可行而且必要”,建议利用科学技术及居委会、村委会等社会基层组织,长期、定期、实地了解被收养未成年人的生活状况直至成年,并建立收养数据库,“如果在跟踪过程中发现收养关系中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情况,社会的救济制度可以作为未成年人的依靠,帮助其解除和脱离不健康的收养关系。”